誤區之一：與以前的稅額比

　　曾經看一經濟學者關于減稅的視頻，認為稅收收入一年比一年多，假定去年收了9萬億，今年收了10萬億，怎么能說是減稅了?

　　這種認識，將減稅理解成稅收收入的絕對減少，認為收入絕對減少，才是減稅。

　　減稅，主要是指財稅主管部門出臺了新的稅收法規，采取了新的減稅措施，減輕納稅人的稅收負擔，比如扶持小微企業的各種措施。因此，分析減稅的效果，不是今年和去年比，應該是基于同一年，按照減稅前后的稅法，分別計算稅額，然后進行比較。今年收了10萬億，如果不采取減稅措施，按照減稅措施出臺之前的稅法，可能收12萬億，那就可以認為減稅2萬億。因為實施了減稅政策，導致有關納稅人的應納稅額，比按照以前稅法計算的應納稅額相對減少，就是減稅了。

　　將今年的稅收收入與去年的稅收收入比，比較的對象錯了。

　　誤區之二：與GDP增幅相比

　　這是最常見的一種比較方法。記得2018年上半年的GDP增幅和稅收收入增幅公布后，某經濟學家認為，不但沒有減稅，反而多收了幾千億，因為稅收收入的增幅遠超過GDP的增幅。

　　這種誤區，實際是誤認為GDP的增幅與稅收收入的增幅，應該是同比例的線性關系。

　　經濟決定稅收，稅收反作用于經濟。但是，經濟增長與稅收收入增長，不是同比例的線性關系。稅收收入的增幅或者快于GDP的增幅，或者低于GDP的增幅，兩者同步，才是不正常的。因為GDP的構成與稅收計稅依據不一樣。

　　僅以GDP的構成與企業所得稅的計稅依據比較，就可以說明這一點。

　　根據收入法GDP的計算方法，GDP的構成包括：勞動者報酬、生產稅凈額、固定資產折舊、營業盈余。也就是工資、折舊、利潤、計入成本費用的稅金。構成GDP的四項因素中，只有利潤一項，最接近企業所得稅的計稅依據——應納稅所得，其他幾項，都是計算應納稅所得的扣除項目。

　　假定2018年，某企業創造的GDP是100元，其中工資30元、折舊40元、稅金20元、利潤10元。為了說明方便，不做納稅調整，利潤就作為應納稅所得，該企業應繳納所得稅2.5元。

　　假定2019年，該企業創造GDP110元，工資32、折舊42，稅金22元，利潤14元，繳納企業所得稅3.5元。

　　2019年的GDP增幅是10%，所得稅的增幅是40%。

　　當然，所得得稅的增幅，也可能低于GDP的增幅。但是，這個時候，一般沒有人說，多減了多少稅。

　　所以，不能因為稅收收入增幅高于GDP增幅，就否認政策減稅的效果。

　　誤區之三：不到時間就比

　　這種誤區在營改增之后比較常見。

　　比較營改增減稅效果的方法之一，是逐月比較。將當月的增值稅應納稅額占當月不含稅收入的比例，作為增值稅的稅負率，與改革前營業稅的5%或3%稅率比較，如果增值稅的稅負高，就認為不但沒有減稅，反而增稅了。有些納稅人，因為在營改增之前已經購置了運輸工具、大型設備、房屋等固定資產，營改增后可以抵扣的進項稅不多，導致所謂的增值稅稅負高于營業稅的稅負，就認為營改增不但沒有減稅，反而增稅了。

　　這種比較方法的錯誤在于，不到時間就比較，在減稅效果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就比較，并否認營改增的減稅效果。

　　營改增減稅效果的顯現，需要一定的時間，好比吃感冒藥，也不是立刻見效。目前不購置固定資產，無法享受增值稅抵扣的減稅效果，等固定資產更新周期到了，購置固定資產時，就可以享受減稅效果。

　　所以，減稅政策出臺后，不能因減稅效果還沒有顯現，就認為減稅措施沒有效果。不是沒有效果，而是還沒到時候。

　　誤區之四：與稅收總額比

　　在評價某項減稅措施的效果時，經常與稅收總額比較，如果稅收總額變化不大，就否認具體減稅政策的效果。這種誤區實際是比較對象出了問題。

　　減稅的政策，是通過不同稅種的不同措施，逐漸出臺的，即使不考慮減稅效果對時間的要求，某些減稅措施對有關的納稅人，可能影響很大，但稅收總額更大，影響稅收總額的因素又很多，因此，一項減稅措施，對稅收總額的影響，也許可以忽略。

　　即使對稅收總額影響不大，也不能否認減稅政策的效果，不能以偏概全，也不能以全概偏，用宏觀否定微觀。如果要比較減稅政策的效果，應該是比較這項減稅措施，對有關納稅人的影響，比較這項措施實施前后，對有關納稅人有關稅種的影響。

　　誤區之五：比稅額不比利潤

　　比較減稅效果，不就是比稅額嗎?評價減稅效果，還真不能僅比較稅額，應該比較利潤，納稅人的終極關心，不是稅額，是收入、成本、利潤。

　　稅收是政府參與分配的一種方式，政府拿的多了，納稅人留的就少了。因此，無論是哪種稅收，無論如何計算稅額，無論采取何種減稅措施，無論是影響納稅人的收入、成本，還是稅率、稅額，對納稅人最終的影響，是納稅人的利潤。

　　因此，分析減稅效果，最終是要比較納稅人的利潤。在同一年份，如果按照新的稅法計算，納稅人的利潤，比按照老稅法計算，更多，就是減稅了。具體是比較毛利還是比較稅后利潤，看分析哪個稅種的哪項措施，不同稅種的不同措施，比較的方法也不完全一樣。

　　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，營改增的納稅人，即使稅負增加，但是稅后利潤也增加，看似沒有減稅，實際是減稅的。

　　假定A公司2018年可以抵扣的進項稅是8元，有關的支出是50元，銷售收入是1000元，銷項稅是60元，應納稅額是52元，增值稅的稅負是5.2%，營業稅的稅率是5%，按照常用的比較方法，稅負增加了。但是如果比較毛利，結論不一樣。

　　假定不考慮其他因素：

　　按照征收營業稅計算的毛利是：1060-1060*5%-58=949

　　按照征收增值稅計算的毛利是：1000-50=950

　　看似稅負增加了，但是毛利也增加了，實際也享受改革的紅利了。所以，比較減稅的效果，最有效的指標，是比較利潤。

　　誤區之六：用征管否定政策

　　政策的減稅效果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被征管加強抵消。所以，經常聽到的一種聲音是，哪減稅了?征管更嚴了!

　　影響納稅人實際稅負的，除了政策外，還有征管。過去的這些年，財稅部門在政策性減稅的同時，在提高納稅服務水平的同時，稅務局征管能力也在不斷加強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

　　一是征管手段的先進。伴隨著營改增上線的金稅三期的運行，有效地堵塞了虛開發票的漏洞。看似虛開發票的案件屢見不鮮，但不是問題更嚴重了，恰恰是金稅三期發現了問題。

　　二是征管流程的改革。稅務局內部管理方式的改革，尤其是處理重大案件的流程，更加規范，極大壓縮了人為影響的空間。

　　加強征管，堵塞漏洞，盡管可能抵消政策減稅的部分效果，但大方向是對的，應繼續大力推進。不能因為稅務局加強征管，可能抵消政策減稅的部分效果，就否認政策性減稅的作用，更不能通過放松征管減稅。當然，在研究政策性減稅的力度時，應考慮征管加強騰出的減稅空間。

　　誤區之七：稅率加總等于稅負

　　曾經有國外的某組織，評價各國的稅負，采用的方法是，把某個國家各個稅種的稅率加在一起，就等于稅負，以此比較各國稅負的輕重。國內也有學者把增值稅的稅率16%，企業所得稅的稅率25%，加在一起，就認為納稅人的稅負至少是41%，好像納稅人41%的收入，都被征稅了。

　　上述方法，實際是認為增值稅的稅額，就是收入與16%的乘積，所得稅的稅額，就是收入與25%的乘積。這種認識，不符合稅法的規定。

　　任何一個稅種應稅稅額的計算，都是計稅依據與稅率的乘積。增值稅應納稅額盡管是銷項稅減去進項稅，但實際也是計稅依據與稅率的乘積，把計算公式變換一下，就可以看出。增值稅的計稅依據是增值額，在收入100的情況下，增值額可能是30或20。所得稅的計稅依據是所得額，收入扣除成本、費用等后才是所得額，所得額一般遠低于收入，甚至有收入，沒有所得。

　　把稅率加總等于稅負的做法，是錯誤的。

　　誤區之八：減稅越多越好

　　在面臨經濟下行壓力，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大幅度減稅的背景下，進一步減稅是必要的，但不是減稅越多越好。

　　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，是財富在政府與納稅人之間的一種分配，也是社會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。是政府多拿點，還是納稅人多留點，需要綜合考慮有關因素：如減稅的需要和財政支出的需要;征管加強為政策性減稅提供的空間;我國面臨的國際稅收競爭環境等。

　　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支柱，稅收又是財政的基礎和支柱。如果減稅幅度太大，導致財政收入不能滿足財政支出的需要，顧此失彼，出現財政危機，也值得高度警惕，歷史上就有前車之鑒。自1994年開始的稅制改革和分稅制，就有當時財政危機的大背景，當時熱門的提法是“提高兩個比重”：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，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。

　　過去這些年，我國經濟高速發展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，與1994年的稅制改革與分稅制改革，保證了財政收入和中央財政收入，有直接的關系。

　　誤區之九：減稅就不能增稅

　　在減稅的大背景下，很少有人談增稅，一談增稅，就不合時宜，甚至招來罵聲一片。其實，不能把減稅與增稅絕對地對立起來。減稅與增稅，是辯證的統一，把該增的稅，增上去，有助于把該減的稅，減下來。增稅為減稅創造空間，二者是辯證的統一。

　　經濟決定稅收，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，經濟結構、就業機構、收入結構、分配結構等，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也就是稅源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但是稅制結構的變化相對滯后，新出現的稅源，也許沒有被及時納入征稅范圍。因此，根據稅源結構的變化，適當增加某些高盈利企業、高收入人群、奢侈性消費活動的稅負，符合稅收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的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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